今年两会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是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规划纲要是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在笔者看来，“十二五”规划可以说标志着我们党进入了“民生政治”时代，也标志着我们的政府进入“民生政府”的时代，政府转型已是时代驱动。

政府管理创新，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长期的任务，既具有系统性又具有时代性。它包括政府全方位、持续地进行机构改革、职能转变、完善机制、优化流程、提升技术、增强能力等，最终要提高行政效率，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而政府转型则是这项系统工程的主干工程，所谓“转型”，就是创新，就是通过革新告别传统的、陈旧的、落后的政府管理。当前，政府至少要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转型：

(一)从注重“国富”转向更加关注“民富”

改革开放前30年重心放在“富国”上，大幅度增强了国家财力，而后30年应更加追求“富民”，着力民富优先，藏富于民。要信守诺言，实现中央提出的提高“两个比重”：即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两个同步”：即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尽早改变中国人在当今世界上工作时间最长但工资收入几乎是最低的反差格局。

(二) 从“经济型”转向“民生型”

政府要从“唯GDP”或疯追GDP的“经济型”政府模式中解放出来，从围绕GDP转向围绕民生。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惯性作用强大，近日各地公布2010年GDP数据，17省超万亿元。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经济增速仍有竞争力，另一方面也透射出“经济型”政府的倾向。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必然需要大量的财政资源，会使公共财政体制难以建立。必须清醒看到，社会建设将是中国今后30年的主题，政府要把主要财力、精力集中到解决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环保、就业、稳定等民生问题上来，加大财政对民生的投入。

(三) 从“投资型”转向“内需型”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要靠“三驾马车”的协调拉动，即消费、投资、出口。但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约70%靠投资拉动，政府基本上是“投资型”的宏观调控，而内需和出口都显得力不从心。必须改变这种单打一，孤军奋战的状况，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重要的战略方针。政府要着力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推动城镇化，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使老百姓愿消费、敢消费、能消费。

(四)从“卖地型”转向“管地型”

尽管近年来国家财力增长较快，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令人担忧的是我国财政收入结构极不合理，有的地方政府约60%财政收入来源于卖地，号称“土地财政”、“卖地财政”，并且违法违规用地比例居高不下。因此，政府必须调整财政收入的价值取向，约束行政行为，优化财政结构，变“卖地”政府为“节约用地、依法管地”的政府。近期的“约谈”制度以及问责制还是有震慑作用的。更深层次的改革是要推进中央与地方合理的分税制，引导地方政府淡化“卖地”财政的狂追心理。

(五) 从“要素型”转向“体系型”

目前，我国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虽然总量在不断增加，但缺乏应有的完整性、配套性，公共服务存在着资源分割的碎片化、松散化，有要素无体系。因此，政府的公共服务应从“要素型”转向“体系型”，实现系统化的服务。所谓“体系”，应包括完整性，即公共服务要扩展到基本民生保障的各个主要领域；全覆盖，即基本公共服务应覆盖城乡；可持续，即形成常态化、长效的机制，政府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应有后续支撑，而不是一锤子买卖。

(六) 从“失衡型”转向“均等型”

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各级政府必须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所谓“均等化”，就是要保证公共服务的均衡和平等，实现公平、公正、公道的公共服务，改变以往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少数人的利益的“公共服务”的状况，使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开放成果，防止农民工、城市低收入人群等群体被公共服务边缘化的现象。

(七) 从“包揽型”转向“总揽型”

无论是政府的宏观调控，还是提供的公共服务，均应从微观干预过多、过细，以及“非基本”的公共产品包揽过多、过宽的模式中解脱出来，将自己的职能锁定在“总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层面上，“非基本”的则让位于市场、企业以及公民。尤其要警惕国际金融危机有可能提供了一个推助中国政府调控经济“计划化”倾向的机会，它会伤及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政府要善于提高总揽和驾驶全局的能力，学会向市场要绿色，向社会组织要服务，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点。

(八) 从“被改革型”转向“想改革型”

政府转型的动力在改革。但从近年改革成效看，政府往往处于“被改革”的角色，包括新一轮的“大部制”的改革，仍然阻力重重，纵向未改到底，横向未改到边，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缺乏足够的自我改革热情和动力。政府转型的过程实质上是政府自我改革、自我革命的过程，必须从“被改革”转向自觉改革。只有当政府成为“想改革”、“愿改革”、“真改革”的政府，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转型，才能为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提供强大的行政力量支撑。(作者系湖北省行政管理学会会长、武汉科技大学副校长 顾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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